《我該走了嗎》是作家李翊云第一部被翻譯為中文的小說。在此之前，這位堅持用英文寫作的華裔作家，一直拒絕她的作品以母語的形態(tài)進入到中文世界。在形式和風格上，《我該走了嗎》更近似點校版長篇歷史小說，在她的作品序列中頗顯突兀。我們甚至可以說，《我該走了嗎》似乎不夠“李翊云”。然而，對于一直是文字忠誠信徒的小說家李翊云而言，這是于文字窮盡之處的駭人心魄的“大破”，也是讓小說擺脫小說家意志操縱而灌得靈魂、自行其是的“大立”。

兩場寫作中的死亡

《我該走了嗎》的主人公是一位居住在養(yǎng)老院的老人莉莉婭。擁有三任丈夫、十幾位孫輩的莉莉婭已經(jīng)活得足夠漫長安穩(wěn)。在莉莉婭44歲時，主動選擇離開這個世界的女兒露西，成為了唯一纏繞她的心結(jié)。雖然莉莉婭不屑養(yǎng)老院為老人們開辦的撰寫回憶錄課程，但她受此啟發(fā)，決定為露西的女兒、她的孫女凱瑟琳留下一個特別的禮物——由她點校批注的露西親生父親的日記。露西親生父親羅蘭，一位和莉莉婭有過幾次露水情緣的男人，不是莉莉婭的任何一任合法丈夫。作為一位九流作家，他曾經(jīng)胸懷大志要創(chuàng)作一本驚人的小說，不過他最后的公開出版物只有一本七百多頁的日記。

羅蘭一生都不知曉露西這個女兒的存在。情人莉莉婭本人在他厚厚的日記中的出場次數(shù)也少得可憐，僅僅以姓名首字母L代號、作為身份不明的情人出現(xiàn)過幾次。他太愛自己也太自私，在自己的日記中興高采烈地宣稱自己“沒有后代”，至少，“沒有合法的后代”，“即使有私生子攜帶著我的血脈，我也不認識他們”。莉莉婭在他出版的日記的邊角處嘲弄地寫下：“沒錯，羅蘭，你不知道的事多著呢：你女兒的出生，你外孫女的出生，你女兒的死。”

《我該走了嗎》的故事很容易被誤讀為一個變形版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女子被有文學才華的男子所吸引，幾無交集，卻默默鐘情于他繼而守望一生。莉莉婭在年老體衰之時，拿出十分精力認真研讀、考據(jù)、評論羅蘭的日記，僅僅從故事表面看，確實很容易解讀為她始終對羅蘭癡情不改。

而在故事的表面之下，羅蘭并不是這個故事的真正主人公，莉莉婭逝去的女兒露西才是。向來水性很好的露西，在生產(chǎn)沒多久后死于水庫。“我沒有哭。”莉莉婭寫下，“哭不是我的作風，爭論才是。”在露西死去的那一刻，一場漫長的悼亡開始了。或者用莉莉婭的話說，“三十七年來，我一直沒有停止與露西爭論”。莉莉婭反復地閱讀羅蘭的日記，是無望地嘗試從女兒的父親身上抽絲剝繭尋找出女兒到底繼承了他的何種精神特質(zhì)，以至于決定放棄生命。她本來很可能已經(jīng)將羅蘭遺忘，露西的出生讓她記住了他；而露西的死亡，則讓她沒有辦法將其忘記。事實上，對莉莉婭來說，反復閱讀羅蘭的日記、“撫養(yǎng)長大的孩子”、“種植的花園”，甚至包括“在病榻前送別的丈夫”——莉莉婭“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不過是與露西的這場漫長的爭論里構(gòu)成的一部分。

“爭論”，同樣是李翊云在英文版《我該走了嗎》出版的前一年出版的《理性終結(jié)之處》（WhereReasonsEnd）中所書寫的那場死亡的核心。不過，《我該走了嗎》實際上的寫作時間要早于《理性終結(jié)之處》。當李翊云的生活發(fā)生了一場天翻地覆的變故時，她暫停了《我該走了嗎》的寫作。“我正在寫的小說里，一名四十四歲女人的孩子自殺身亡了。”《理性終結(jié)之處》中那個從事文學事業(yè)的母親寫道，“當我四十四歲時，我不知道同樣的事情會發(fā)生在我身上。”兩本小說在此發(fā)生了宿命般的互文。

《理性終結(jié)之處》的書名來源于伊麗莎白·畢曉普（ElizabethBishop）的同名詩歌，其中一行詩正為“爭論，爭論，與我爭論”。《理性終結(jié)之處》整本書都是這位母親和已經(jīng)逝去的愛子尼古拉在虛構(gòu)間進行的“爭論”。他們談論尼古拉童年時的生活細節(jié)、他鐘愛的烘焙的配方秘訣、母親的寫作，就生活的意義和無法揮之而去的痛苦進行激烈的辯論，此外也時不時陷入無形的沉默。特別是，每當話題不自覺轉(zhuǎn)換到兒子尼古拉所做出的那個最激烈的決定時，母親總是無言以對。兒子訓誡如今母親已經(jīng)不介意她自己寫得不好，但她“不能不寫”。

“這是因為我不想感到悲傷，或者我不知道如何感到悲傷？”母親反問他。

“有什么不同？”兒子問，“一個人自殺是因為不想活，還是不知道如何活？”

母親又一次無話可說。兒子提醒她，在每一場母與子的爭論中，他總是獲勝的那一方。母親無法問出口的是，“如果我爭論得更好，你會在這個世界上呆得更久嗎？”這個沒問出口的問題就像悲傷一樣，在她的心底永遠存在。

當李翊云寫完《理性終結(jié)之處》再艱難地回到《我該走了嗎》時，這部小說的行文、節(jié)奏、形式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轉(zhuǎn)變。最終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我該走了嗎》有著點校版長篇章回小說的質(zhì)感，不僅極近細節(jié)描寫，而且在層層嵌套的敘述間來回變換。李翊云甚至安排主人公莉莉婭直接指引讀者可以跳過多少頁來閱讀這本書。這讓《我該走了嗎》這本小說的質(zhì)感更近似于生活本身——瑣碎、平庸乃至于缺乏敘事動力。而身邊之人猝不及防的自主死亡，則仿佛是生活這靜水的深潭中所藏匿的永遠無法接近的湍急漩渦。直到這本小說的最后一頁，我們?nèi)晕茨艿弥段鬟x擇自盡的原因。《我該走了嗎》、《理性終結(jié)之處》這兩本小說的文本糾纏在一起，是變換的復調(diào)，也是對爭論的再爭論——在失去摯愛的孩子之后，自己生命的意義從此盤桓在此處，再難以將息。

虛構(gòu)和生活之痛

李翊云在《理性終結(jié)之處》中安排“母親”說道：“小說中的東西永遠不會虛構(gòu)。一個人在那里存在，因為他必須在那里存在。”

這么說吧，如她常說的“文學即竊聽”那樣，小說是對真實生活的捕風捉影，但在邏輯上來說，從捕風捉影去倒推生活的真相，是不可能成立的命題。

作為小說家的李翊云雖然也寫作回憶錄，但《理性終結(jié)之處》確定無疑是一部小說，一部虛構(gòu)性質(zhì)的作品。它在版權(quán)頁宣稱：“《理性終結(jié)之處》是一部虛構(gòu)作品。名稱、人物、地點和事件是作者想象的或虛構(gòu)的產(chǎn)物。與實際事件、地點或人物(無論在世還是已故)如有任何相似之處，均純屬巧合。”作為讀者的我們理應明白，小說和真實生活之間始終存在著無法跨越也不該跨越的界限。

坦白說，如今時代的我們不僅對小說這樣的文學產(chǎn)物不感興趣，實際上，我們對他人的真實生活也同樣不感興趣——只是，我們難以抗拒般地對他人生活中的“悲劇”興味盎然。《我該走了嗎》中的莉莉婭對此有相當清醒的認知。她不會自稱自己是一個完美的母親，但她確實做到了格外關(guān)照女兒露西。“盡管如此，”她寫道，“我知道在人們聞悉露西死訊的那一刻，他們會問：那位母親對那個可憐的孩子做了什么？那位母親怎么能如此失職？”她抗拒那些像雪花似紛紛涌來的慰唁卡片和信件中對露西之死的形容——“一個悲劇”。莉莉婭有些尖刻地評論道，露西的祖父母、羅蘭的父母在相當年輕時死于火車失事，“委實是個天大的悲劇”。但是，“假如把人生過得和大多數(shù)人有一點不同，那樣算很不幸嗎？選擇一種不同于大多數(shù)人的死法，也算不幸嗎？”

更糟糕的是，我們甚至會強行穿過小說這樣虛構(gòu)的文本和真實生活之間的“細細紅線”，越過藩籬伸長脖子去往他人生活中，搜尋能幫助我們得到所期盼的答案的一切蛛絲馬跡。李翊云小說中的人物對此心知肚明。得知母親像她正在寫作的小說中的女主角一樣在四十四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的巧合之后，《理性終結(jié)之處》中的兒子尼古拉對母親說：“啊，現(xiàn)在人們會責怪我。人們會認為你是因為我，才給了那個女人這個故事。”母親則回復他：“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思考。”

是啊，人們和他們窺探式的注視終將如潮水般散去，徒留小說和人生的主人公獨自舔舐悲痛。這兩部小說的主人公從不停歇的自我爭論中找到的可能的解脫之道，是釋然于傷害他們的是生活本身而非任何人的任何決定。如同法國人常掛在嘴邊的那句C'estLaVie（這就是生活）。《理性終結(jié)之處》中的兒子尼古拉愧疚地對母親說：“我希望我沒有傷害你。”母親的回答是：“哦，我根本不會這樣講。令人痛苦的是生活。”

對于被留下來的人而言，如何忍受著生活的痛苦繼續(xù)生活直至度過這一生，或許是《我該走了嗎》試圖面對的問題。作為農(nóng)場主的女兒，《我該走了嗎》的主人公莉莉婭堅忍、強硬，乃至粗糲。她在批注中不僅對自己的前情人、女兒露西的父親羅蘭在日記中流露出的軟弱、自作多情做了相當毒舌的吐槽，對于自己偶爾軟弱的情緒流露也相當嚴厲。她不斷反思自己在女兒露西死后的傷心，到底是為女兒將永遠沒機會再活著而感到傷心，還是只是為自己感到傷心，因為女兒永遠不會再出現(xiàn)在她的生活里。她坦誠，在女兒死去的時候，她兩種心情皆有，讓她自己都難以區(qū)分她僅僅是想要女兒活著，還是想要女兒為她們活下去。她很快制止了自己，“生活可能冰冷嚴酷，但不會出現(xiàn)精神錯亂”。

事實上，莉莉婭相當強勢地對自己堅韌頑強的生存哲學的詮釋和輸出占據(jù)了《我該走了嗎》的絕大多數(shù)篇幅。這或許是她試圖送給露西的女兒凱瑟琳的最后一份禮物，后者正在焦灼的婚姻狀態(tài)中煎熬著。莉莉婭對于生活之痛進行了如此無情的拆解：在露西死時，她所用的措辭和別人遇到類似情況的一樣，“這讓我的心碎了”。可是，“一顆破碎的心，能持續(xù)穩(wěn)定地泵送血液三十七年嗎？”她決絕地下了判斷，“既然我們的心不是用玻璃或陶瓷做的，那它就不可能破碎”。“一場悲劇，”她寫道，“不會像一頭怪獸那樣用爪子和牙齒那樣把你的心撕裂。”有時，當聽到人們使用類似的措辭時，她總是忍不住想說：“給我看看你的心到底哪里碎了？你身上有什么東西被取走了，一顆腎、一塊肝，還是幾條肋骨？”

莉莉婭贊賞在女性血脈中流傳的這份堅忍。羅蘭在日記中將他的妻子赫蒂描寫為一個相當守序、對他無限包容奉獻的女人。莉莉婭對此嘲笑不已，“她（赫蒂）不需要羅蘭。她不需要任何人”。在她看來，每一個像赫蒂這樣在生活的驚濤駭浪中有能力穩(wěn)穩(wěn)支撐自己的女人的心中，總是隱藏著另一個同樣堅韌的女人的影子。在那個影子女人的心中又有另一個女人的影子，恍如俄羅斯套娃般層層嵌套，孕育出無限的可能。莉莉婭自己就是這樣的女人，在她的心中，有她的曾外祖母、她的母親、她的媳婦和女兒的影子同時存在。在莉莉婭看來，對包括她在內(nèi)的這些女人而言，時刻知道在她們的內(nèi)心藏著那一個個不為人知的女人，是她們在艱難的生活中抵御痛苦、乃至能夠“娛己娛人”的最佳方式。

小說家何為？

小說家用文字構(gòu)建世界。人們大概都已經(jīng)知道了李翊云作為小說家的那些逸聞：她在讀免疫學博士的中途退出，選擇去讀創(chuàng)意寫作的碩士。她一直堅持用英文創(chuàng)作。在《我該走了嗎》之前，她都拒絕將已出版的小說翻譯為中文，以免被操控欲強烈的母親閱讀到。少年時，文學書籍是她逃離家庭肅殺氣氛的避風港。成年后，她選擇以文學為志業(yè)。她一直將文字看得極重。她在《理性終結(jié)之處》中寫道：“寫作，是為那些不想感受或不知道如何感受的人而寫。”

文字構(gòu)成了《理性終結(jié)之處》中母子爭論的中心。兒子尼古拉和作家母親一樣喜歡讀書和文字。在爭論中，他們來來回回探討英文中字詞的多義性和精確度。兒子熱愛形容詞，母親則偏好名詞。總是在爭論中勝出的兒子，半真半假地批評母親詞匯量不夠豐富，是一個糟糕的寫作者。母親則只有一個妄想，一個沿著她寫故事的宿命前進的目標，那就是用文字再次給兒子一次生命，正如她誕下他時所給過他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小說家是她所構(gòu)建的世界里當然的神。義隨神動，字與詞堆疊，在這個有且只有文字的世界里，母親和兒子得以再次相遇交談。然而，哀傷仍舊像回南天的霉?jié)n那樣不斷溢出，即使是這個理論之中空間廣袤無限、時間無窮盡之處的世界，也無法將其容納。“提供給我的言語——失落、悲痛、悲傷、喪親、創(chuàng)傷——似乎永遠無法準確地表達困擾我的事情。”《理性終結(jié)之處》中的母親在對話中嘆息：“一個人可以而且必須生活在失落、悲痛和喪親之中。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這一生，就像天花板、地板、墻壁和門一樣堅固。”小說家觸碰到了文字的盡頭，神無能為力的手臂癱軟下來，世界搖搖欲墜幾欲崩塌。神滅繼而覆為天、偃為地，人乃出。小說家統(tǒng)領她文字世界意志的“我”進一步消散風化，筆下的主人公卻因此得到靈魂灌頂，可以從此自行其是。這是否是小說的另一個境界呢？《我該走了嗎》的莉莉婭就是這樣境界的產(chǎn)物。她本該只是情人羅蘭的文字世界中無足輕重的小角色，小說家讓這個未受過教育的農(nóng)家女拿過筆，盡情地用她與生俱來的腔調(diào)說話。莉莉婭甚至不屑于做文字的叛徒（她本就不是信徒），她對此給出的箴言是，雖然愷撒大帝、拿破侖、葉卡捷琳娜二世靠傳記名垂千古，但這些書，“有的只是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比創(chuàng)作文字的我們更無根基”。我們尚且不知道作為小說家的李翊云在窮盡文字盡頭處，將如何另辟一條幾乎沒有其他小說家走過的險徑，但她已經(jīng)展示了她寫下去的堅毅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