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映的電影《出走的決心》根據(jù)蘇敏自駕游的經(jīng)歷改編，講述了一位普通的中年女性在50多歲時終于決定拋開家庭，獨自出發(fā)的故事。在影片中，很多觀眾看見了自己、母親、姐妹或身邊女性的身影，看見了她們因家庭瑣事而暗淡下去的生活。

女性受困于家庭的處境，在《十三邀》對話博物畫家曾孝濂的節(jié)目中亦有展現(xiàn)。曾孝濂生于1939年，被譽為“中國植物畫第一人”，畢生致力于為中國植物學研究繪制標本圖。但此次在社交網(wǎng)絡上引發(fā)大量轉(zhuǎn)發(fā)的，反而是他的妻子張贊英的訪談畫面。

這是故事的另一面。張贊英是北京人，1950年代輾轉(zhuǎn)來到昆明，被分配進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在動蕩中與曾孝濂相識。與丈夫多次表達對妻子的感激不同，妻子對這段婚姻心懷苦楚。曾孝濂的花鳥世界純凈美好，但只容得下他一人。張贊英要接住美好背后的所有瑣事，她被困于家庭之中，感到的是委屈與虧欠。

張贊英也曾有過深造的機會。1970年代，她告別丈夫和7歲的兒子，在北京林業(yè)大學脫產(chǎn)學習四年，之后老師希望她繼續(xù)留校做科研。在家庭與事業(yè)的角力中，她最終選擇了前者，回到昆明。

兩人同行的時候，張贊英總圍繞在丈夫身旁，幫他拿畫板、背包，聆聽他對植物的見解，不忘提醒他拍攝時間。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中，丈夫有自己的避難所，而妻子沒有。她要直面俗世的瑣碎和晦暗，從招待賓客到為丈夫?qū)ふ裔t(yī)生，獨自消化深埋的怨恨——她在懷孕時被幾個學生猛踹腹部，之后丈夫勸她與對方和解，但這是她不能原諒的事。光環(huán)與陰影，兩位老人的人生分野，在鏡頭中同時呈現(xiàn)。在節(jié)目中，許知遠問：“下輩子碰到曾老師，還跟他過嗎？”張贊英回答：“不過，絕對不過。好委屈啊。”之后捂臉痛哭。

張贊英的經(jīng)歷是太多女性走過的路。她們步入婚姻，被要求相夫教子，將自己的理想和渴望化成滋養(yǎng)家庭的泥土。丈夫站在光環(huán)下，而妻子始終在陰影中。如婦女研究學者李小江所說，這是“一個歷史的、關于女人的陷阱”。不過，當女性開始講述，她們已邁出沖破藩籬的第一步。

“賢內(nèi)助”的牢籠，難以逃離的困境

在“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家庭結(jié)構中，男性掙錢養(yǎng)家，獲取聲名；女性則承擔照料家庭的瑣事，被長期忽視，或被贊美為支持丈夫的“賢內(nèi)助”。

“賢內(nèi)助”的贊譽是一個牢籠，將女性束縛于家庭中。許廣平曾如此回憶自己的婚后生活：魯迅晝夜不分地勤勉工作，她則盡力照顧丈夫的日常起居，并擔任他的工作助手，為他抄稿和校對。每當魯迅心情低落時，還要“隨時隨地，略盡其分憂、慰藉之忱”。

許廣平也有過出去工作的打算，但魯迅以“生活方法將要兩樣”為由將此事擱置。他對妻子爭取來的機會有輕視之意：“你做事這些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魯迅說服許廣平留在家中支持他寫作，照顧他和孩子。家庭瑣事最終羈絆了這位曾熱忱地投身于社會運動的女性。后世所記住的并非她本人，而是她作為“魯迅妻子”的人生。

魯迅對女性的困境并非毫無知覺。相反，他是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啟蒙者和號召者之一。在1923年那篇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后怎樣》中，魯迅鼓勵女性爭取經(jīng)濟獨立，在家庭和社會中爭取男女平權。此后又發(fā)表小說《傷逝》，省思五四時代的愛情和婚姻。

對于和許廣平的感情，他也曾有審慎的考慮：“不忍他（許廣平）為我犧牲”，“H·M·（代指許廣平）不如不管我怎樣，而到自己覺得相宜的地方去”。許廣平對此的回應是，“其實那一個人也并非專為別人犧牲，而且是行其心之所安的，你何必自己如此呢？”在熾熱的愛情里，她甘愿犧牲。

魯迅去世后，許廣平在發(fā)表于1939年的《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一文中說：“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做了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離開家庭，丟下他，獨自個兒走到外面做事。”年輕時的熱烈與辛勞半生后的無奈，對比鮮明。

許廣平繼而引用了一位友人對丈夫的抱怨：“盡管在社會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來謀生，經(jīng)濟獨立，一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兩樣了。”在公共領域揮斥方遒的男性回家面對妻子時，也不愿放棄父權制度帶來的特權。但許廣平并未將這份哀怨指向魯迅或其他具體的男性，而是將其歸因為社會弊病：“這個責任似乎不能專責備女性，這是社會構成的病態(tài)現(xiàn)象，是社會組織落后的國家必然的現(xiàn)象。”

2023年12月，社會學者徐曉宏因病逝世。其妻陳朗為亡夫所寫的悼文在網(wǎng)絡上引發(fā)熱議。在追憶丈夫的同時，陳朗坦陳了內(nèi)心的苦澀：“你們想要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總得有人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于是這就成了一個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陳朗擁有優(yōu)秀的學術履歷，先后在哈佛和耶魯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2019年，她放棄香港地區(qū)的終身教職，陪同丈夫前往密西根，后來遭遇疫情，難以覓得工作。2022年，她入讀密歇根大學臨床社工碩士項目，立志轉(zhuǎn)行成為心理咨詢師。與此同時丈夫罹患癌癥，她不得不將更多精力放在照顧親人上。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們杰出的伴侶最春風得意的時候，內(nèi)心最痛苦地尖叫著。又有多少女人最終用‘愛情’說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卻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陳朗寫道。但她并非在控訴自己的委屈，而是直言“對于結(jié)構或制度的怨”。

文章題為“請君重作醉歌行”，語出宋人葉夢得的《臨江仙》，詞首的兩句是“唱徹陽關分別袂，佳人粉淚空零”。但陳朗的言語間已不是才子與佳人訣別的老舊橋段，而是一位女性與丈夫的平等對話，是她在看見彼此的痛苦后對父權制度和學術體制的反思。

陳朗的悼文與許廣平在1939年的自白遙相呼應。八十多年過去，由婚姻筑起的困境似乎并未改變。事業(yè)與家庭成為割裂的兩極，追求事業(yè)被視為光鮮體面，維系家庭的努力則被輕視和忽略，兩者難以彌合。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困在這道鴻溝中。

被凝視的容顏，被輕視的志向

當?shù)貢r間2024年5月18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韋茨曼設計學院為林徽因頒發(fā)了一張遲到97年的建筑學士學位證書。一百年前，林徽因與梁思成赴賓大學習，共同決定攻讀建筑學。由于當時賓大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改進美術學院，但修讀了建筑系幾乎所有課程，成績優(yōu)異。1927年，她獲得美術學學士學位。

人們常將林徽因與梁思成并稱，對于她本人在建筑學方面的造詣卻缺乏認可。林徽因的摯友費慰梅（Wilma Fairbank，費正清之妻）將林徽因看作梁思成“在建筑方面的助手”，認為林徽因“至今仍受人紀念的原因在于她畢生所寫的詩篇”。這也是很多人對林徽因的印象。南京大學建筑建筑學院教授趙辰對此并不認同。早在2004年，他就撰寫了《作為中國建筑學術先行者的林徽因》一文，為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筑學家正名。

趙辰指出，林徽因并非在學術上從屬于梁思成，她是丈夫的引領者，梁思成反而是“林徽因建筑思想的忠實支持者”。長久以來，梁思成的建筑學術造詣聚焦于光環(huán)下，林徽因卻被籠罩在“夫唱婦隨”的陰影中，或者被文學影視作品塑造成才子身旁的“紅粉佳人”。

在16歲與父親林長民游歷歐洲后，林徽因就決定以建筑學為終身志業(yè)。梁思成后來赴美修讀建筑學，正是受到妻子的影響。在兩人后來的學術生涯中，梁思成的學術文章基本都得到過林的編輯。其子梁從誡曾回憶：“父親后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親給‘點’上去的。”

據(jù)趙辰考證，一些梁林共同署名的學術著述其實是林徽因的創(chuàng)造，但很多時候梁是第一作者，可以說，林才是“真正對中國建筑歷史與理論最早做出主要貢獻的學者”。例如，兩人于1932年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四期上發(fā)表《平郊建筑雜錄》一文，提出“建筑意”的概念，以定義中國建筑的美學價值。這一概念是林徽因“詩意”思想在建筑領域的延伸。從行文風格看，這篇文章“既有濃烈豐富的熱情和想象，又有精煉準確的詞匯和定義”，不像梁過往的文筆，而更像是林的“激情之作”。

1940年，梁林夫婦隨“營造學社”及一眾知識分子來到四川李莊，開始戰(zhàn)亂中的艱苦生活。1942年，梁思成接受“國立編譯館”委托，編寫《中國建筑史》。彼時林徽因肺病復發(fā)，但仍舊一邊料理家務，一邊撰寫了書的第七章。兩人終于在1944年完成書稿。1954年1月，梁思成在“油印本中國建筑史·前言”中寫道：“林微因同志除了對遼、宋的文獻部分負責搜集資料并執(zhí)筆外，全稿都經(jīng)過她校閱補充。”直至今日，此書依然在被不斷再版，但每一版的作者都只標有梁思成一人。

1946年，清華大學建筑系初創(chuàng)，梁思成出任系主任。當年10月他就赴美講學，疾病纏身的林徽因承擔起院系的籌建工作，成為實際上的組織者。彼時擔任助教的吳良鏞后來回憶：“林徽因雖然經(jīng)常臥病在床，卻能運籌帷幄，是一位事業(yè)的籌劃者、指揮者。”值得一提的是，她當時并未獲得清華的教職。

林徽因的外孫女于葵在傳記《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中談到，自己的外婆就像“幕后英雄”，在世時沒有建筑學學位，著述中沒有獨立署名甚至沒有署名，學研生涯也常常只有“編外”身份。

梁思成敬重妻子的才學和貢獻。在1934年出版的《清式營造則例》的序言中，梁坦言這“只是一部老老實實、呆呆板板的營造則例”，請林徽因所作的緒論則彌補了建筑歷史和理論方面的不足。1955年林徽因逝世后，梁思成在她的墓碑上寫下“建筑師林徽因之墓”。在彼時由男性主導的建筑界，稱一位女性為建筑師，可見情誼之珍重。遺憾的是，這塊墓碑在“文革”期間被毀。

要讓更多人真正看見這位中國建筑學的先行者，依然是一件困難的事。人們更樂于談論的是她的外貌、詩情，以及那些流傳甚廣的愛情故事。

在發(fā)表于1971年的論文《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中，美國藝術史家琳達·諾克林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19世紀中葉，女藝術家艾米麗·瑪麗·奧斯本創(chuàng)作了油畫《無名亦無友》。在畫面中，衣著寒磣的女畫家站在一名倫敦畫商面前。商人輕蔑地看著她的畫作，打算做出價值裁決；不遠處，兩個“藝術愛好者”正對她上下打量。三個人或鄙夷或曖昧的視線展現(xiàn)出了女畫家的困境——在男性眼中，她“永遠只是一個模特，從不是一位藝術家”。

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也是林徽因的困境。與大眾印象中秀麗柔和的形象不同，她實際上剛強果決。翻譯家李健吾用“赤熱、口快、性直、好強”來描述林徽因的性格。1932年，28歲的林徽因在寫給胡適的信中直言自己的惶恐：“我自己也到了相當年紀，也沒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機會愈少……現(xiàn)在身體也不好，家常的負擔也繁重，真是怕從此平庸處世，做妻生仔的過一世！”她害怕成為困于家庭的主婦，而渴望在更廣闊的公共領域中有所建樹。

琳達·諾克林如此評價那些在歷史中留下名字的女藝術家：“她必須有強悍的性格使她在藝術世界奮斗下去，而不是屈服于社會所認同的妻子與母親角色，......唯有采取‘男子氣概的’特性，即為了自己的命運，專心致志、集中精神、堅韌不拔、熱衷于理想和技藝，女性才能在藝術世界取得成功，并保持成功。”這段話，或許也可以用來描述林徽因作為建筑師的一生。

尋找自己的聲音

在《“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一書中，歷史學者許慧琦指出，從清末到民國，中國的女性主義思想大多基于“男性本位大敘事”。而“娜拉”則是這些敘事著意刻畫的新女性象征。男人是人，新女性則是“類男人”，不僅要獨立自主，還要對社會有用。然而，“女性加入男性專擅的活動領域”，既未挑戰(zhàn)男性社會優(yōu)勢，也為改變女性的家務責任。

無論是許廣平、林徽因、陳朗，還是中國近代以來走向公共領域的無數(shù)職業(yè)女性，或許都面臨這樣的撕扯。“出走”意味著踏上男性的軌跡，在男性主導的規(guī)則中接受挑戰(zhàn)，同時擔負屬于女性的家庭責任；“回家”則意味著“做妻生仔過一世”，“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有愧于職業(yè)抱負。

性別研究學者李小江花費大量時間進行中國女性口述史調(diào)研，在2003年主編出版了《讓女人自己說話》叢書。很多受訪者居住在農(nóng)村和山區(qū)，她們中有普通農(nóng)婦、少數(shù)民族、手工藝人和出家人；有的經(jīng)歷過抗戰(zhàn)，當過兵或者做過慰安婦。在一次采訪中，李小江談起這樣的經(jīng)歷：陜西旬邑縣的一位農(nóng)婦在17歲就嫁了人，之后遭遇家暴，她把這些人生故事做成色彩艷麗的剪紙，用歌謠唱給李小江聽。李小江說自己不信任以男性為中心的史學，她覺得“親眼見識和親耳聽到的東西”更加真實，這是女性自己講述的故事。

女性的經(jīng)驗同男性的經(jīng)驗一樣寶貴，一樣值得被書寫。美國作家喬安娜·拉斯在《如何抑止女性寫作》中談到，長久以來，女性創(chuàng)作者被貶低和詆毀，被視為男性名人的母親、伴侶和女兒而載入歷史。她們的作品被歸為二流，難以列入經(jīng)典。但是，“女性生活是男性生活被掩蓋的那一部分真相，”女性的創(chuàng)作打破了基于男性的普遍經(jīng)驗，因而展現(xiàn)出真正的實驗性。由男性主導的價值觀處于中心，但“就像細胞和嫩芽一樣，只有在邊緣的地方才會有生長”。

我們需要女性的聲音被聽到和記錄，需要更豐富的女性主體敘事以描摹生命中的喜悅和挫折。女性應該成為敘述者，而非被講述的對象，雖然女性要找到和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依然道阻且長。

女性開始講述，這只是第一步。如《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的結(jié)尾所說：“清晰的思想和真正的偉大是對任何人都開放的挑戰(zhàn)——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只要你足夠勇敢，敢于承擔必要的風險，躍入未知世界。”

文章來源：界面

作者：倪瑜遙 黃月HY

圖片來源：《出走的決心》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