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再平/文 在武漢大學上研究生時讀過這本書。時隔三十多年再讀這本書，新閱歷新閱讀頗有新體會。特與大家分享五點讀書體會筆記。

一、?該書所謂“資本主義精神”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企業(yè)家精神”

何為資本主義精神？該書首先大篇幅引述美國早期政治家、科學家、作家本杰明.富蘭克林系列名言。摘要如下：

一定要記住，時間就是金錢。

一定要記住，信用就是金錢。

一定要記住，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

請記住這樣一句話：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它有損于你的信用也不應當去做。

除了行為謹慎、細致以外，把欠別人的東西時刻記在心上，也會讓你在大家的心目中成為一個誠實，講信用的人。

要時刻謹記，你所擁有的一切并不會永遠屬于你，要細致地計劃生活，做到量入為出。

如果你被大家公認為是一個節(jié)儉、誠實、守信的人，那么即使你一年的收入只有六英鎊，也可以完成一百英鎊才能做到的事情。

如果每天將四便士用在了不該用的地方，那么一年下來你就浪費了至少六個英鎊。這樣一來，也就失去了一百英鎊的意義。

如果一個人每天浪費可賺取四便士的時間，日復一日，他也就失去了使用一百英鎊的特權。

如果無所事事而浪費掉了價值五先令的時間，實際上，也就是白白丟掉了五先令，這就好像故意將五先令丟進大海一樣。

事實上，丟失五先令的人，并不盡進失去這一點錢，而是失去了因這五先令在交易中所能賺取的所有利益。

“毫無疑問，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正是那些話的體現(xiàn)，但是，我們并不能奢望這些話包含了所有的資本主義精神。” 這是作者對上述名言的總結。

作者進一步闡述道：“現(xiàn)在，我們來體會一下富蘭克林的這些話。古恩伯格曾經用‘從牛身上榨油，從人身上刮錢’來概括了美國佬的哲學。這種比喻的獨特之處就在于，被公認的守信、誠實的人竟將這種觀點視為自己的理想；他們尤其認為自身不但有增加資本的責任，而本身的目的就是增加資本。是的，富蘭克林宣揚的，不只是如何發(fā)跡，更是一種獨特的倫理。違犯規(guī)范的人并不是愚蠢，而是忘記了責任。這才是它的實質。它不僅僅是那種最普遍不過的從商中的精明，更是一種精神氣質；而這正是我們感興趣的地方。”

在該書作者看來，富蘭克林宣揚的獨特倫理亦即所謂“資本主義精神”，就是“把賺錢當作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追求的目的，或者看作是一項職業(yè)”，而“在現(xiàn)代經濟的制度下，只要合法，賺錢就是某種能力與職業(yè)道德的體現(xiàn)。”

該書特別重視“職責在資產階級社會理論中最占有重要的位置”，強調其“是最具代表性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是資本主義文化的根本基礎。它是人們對職業(yè)內容的一種實實在在的義務；至于內容都包含了些什么，不管它是表面上的利用個人的能力，還是利用作為資本的物質財產，這都與宏旨毫無關系。”這里的職責很大程度正是企業(yè)家的職責。

作者進一步闡述道：“在技巧和經濟組織領域中，這種理念進程無疑代表了近代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終生勞動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以求為人類提供產品。想要理解這一點，只要閱讀一下富蘭克林記載的，有關于自己努力謀求費城繁榮就一目了然了。當一個人為很多很多人提供就業(yè)機會，而且為自己家鄉(xiāng)的經濟發(fā)展提供幫助的時候，他自然就會非常自豪和喜悅。”這實際上也就是作為企業(yè)家的追求。

綜上所述，守時、勤奮、節(jié)儉、誠信、敬業(yè)，洞若觀火，敢想敢干，精打細算，合法賺錢，不斷增加資本，以此為職業(yè)乃至天職，這不正是我們所說的企業(yè)家精神嗎？更準確地說，是優(yōu)秀企業(yè)家精神的概括。

二、?所謂“資本主義精神”之于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何其重要

關于這個問題，該書以統(tǒng)計數(shù)字為據開宗明義寫道：“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里，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職業(yè)情況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幾乎沒有什么例外地可以發(fā)現(xiàn)這樣的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yè)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yè)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shù)都是新教徒。”

進而以比較為據寫道：“本杰明·富蘭克林的出生地是在馬薩諸塞，無疑，資本主義精神早在資本主義秩序出現(xiàn)以前就已經存在了。早在1632年，對于新英格蘭不同于美國其他地方的那種精打細算的謀利方式已經出現(xiàn)抱怨了。另外，新英格蘭毗鄰的殖民地，以及后來加入美國的南部諸州，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程度遠遠低于新英格蘭地區(qū)。盡管這些殖民地大都是由商業(yè)動機建立的，而新英格蘭殖民地是由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農幫助下建立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因果關系卻與唯物主義觀點正好顛倒了。”

接下來，該書講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漸變到革命性突變的故事：“突然有一天，這種舒適自在的生活被中斷了，而勞動組織形式通常情況下并沒有發(fā)生本質上的改變，比如將家庭工場轉變?yōu)榻y(tǒng)一領導下的工廠，將手工紡織轉變?yōu)闄C器紡織。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情況，而這無非就是某一個出身于放高利貸者家庭的年輕人來到了鄉(xiāng)下，仔細的挑選了一些人，他將要雇用這些人做紡織工人，這也就大大地加強了對他們勞動的監(jiān)督，于是，就通過這樣一個方式把他們從農民變成了產業(yè)工人。另外一方面，他還要盡最大的可能直接深入到終端的消費者中去，通過對市場的了解和分析來改變自己的銷售方法。他對商業(yè)活動中的一切細節(jié)都能夠了如指掌。他每年還要走訪自己的顧客，征求他們對自己產品的意見。而最重要的是，他要通過這些調查研究來提高自己產品的質量，以此來迎合消費者的需求和愿望。同時他也采取薄利多銷的方式。這種理性化的過程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那些不愿意這樣做的人只能是關門大吉。這樣的一個結果，隨時隨地都可能見到。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那種原有的，田園牧歌式的狀態(tài)頓時瓦解了。大量的財富被積聚起來，而這些財富并沒有被用來進行貸款從中賺取利息，而是被重新用于商業(yè)投資之中。從前那種舒適悠閑的生活態(tài)度不得不讓位給一種冷酷無情的節(jié)儉，一些人就是在商業(yè)活動中通過節(jié)儉而最終實現(xiàn)發(fā)家致富的。他們所想的并不只是消費而是想著如何賺取更多的利潤，而另外一些希望繼續(xù)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人也不得不削減他們的消費開支。”

而在該書作者看來，引起這場革命的正是全新的資本主義精神：“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場革命，通常并不是由源源不斷地用于工業(yè)投資的新貨幣引起的，而是由這種全新的精神所引起的，這種精神就是資本主義精神，并且已經開始發(fā)生作用了。據我所知的幾個事例中，整個革命的過程僅僅是由從親戚那里籌措來的幾千馬克的資本帶動起來的。”

他進一步概括道：“近代資本主義進行擴張的動力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fā)展。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資本主義精神出現(xiàn)并且表現(xiàn)出來，那么，它就會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實現(xiàn)自身目標的手段，而相反的情況是違背事實。”

作者還在后文進一步分析了“之所以然”：“當這種獲利的自由與消費的限制結合到一起時，禁欲主義的節(jié)儉必然會產生資本積累的結果；而強加在消費上的種種限制則促成資本被用于生產性質的投資，進而增加財富的總量。這種影響之大，竟無法用精確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來證實。”

這就是本書有關所謂“資本主義精神”之于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何其重要問題的答案。

三、?“資本主義精神”是受“適者生存”規(guī)律支配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宇宙的必然產物

而另一方面，該書又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大宇宙的必然產物。

該書這一論題的基本邏輯是：“當今的資本主義，已經統(tǒng)治了現(xiàn)代的經濟生活。事實上，它就是通過適者生存的經濟過程，培養(yǎng)、選擇了它所需要的經濟主體。”

在這種體制下，資本主義精神就像人們說的那樣，是純粹的適應的結果。如果不能適應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就必然會失敗。

且看原文：“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就好像一個廣漠的宇宙，對個人而言，這個宇宙是他生活下去的，不可變更的秩序。一旦介入市場關系體系，資本主義經濟就會迫使他服從一切行為準則。如果一個制造商，長期違背這些準則的話，他終將會被排除到經濟舞臺之外。就好比那些不愿接受，或者不能適應著些準則的工人一樣，終將成為街頭的流浪者。”

“在這種體制下，資本主義精神就像人們說的那樣，是純粹的適應的結果。就像之前說過的那樣，資本主義制度必須對賺錢這一事業(yè)獻身。只有這種對待物質財富的態(tài)度才適應與這一制度；而且它對在經濟斗爭中求得生存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是：這種經濟必須依靠嚴格核算，從而富有遠見地追求它想要達到的經濟成功。這與農民追求基本生存是截然相反的，與行會師傅以及享受特權的傳統(tǒng)主義也是截然相反的。”

但在該書看來，資本主義精神的出現(xiàn)通常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正如其所生動描述的：“各種各樣的懷疑與仇恨甚至是道德層面的義憤總是會不斷地涌向開風氣之先的革新者。人們還會眾口一詞的——這樣的事例我也知道一些——編造出一些關于他以前私生活中污點的傳說。只有那些具有超乎尋常的堅強性格的新型企業(yè)家才能夠在面對這樣的壓力時不至于喪失理智，從而使他們免遭道德上和經濟上的毀滅。否認這樣一個事實當然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了。而且，由于這種新型的企業(yè)家具有堅定不移的道德品質，以及對于事物敏銳的洞察力和執(zhí)著的行動力，才使得他在顧客和工人中間贏得了不可缺少的信任。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給予他克服重重障礙的力量，更為重要的是，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使他承擔起近代企業(yè)家所必須承擔的那些無比繁重的工作。可是，就是這樣一些道德品質卻與那些適應傳統(tǒng)主義的道德品質有著天壤之別。”

“這種轉變從表面上看并不引人注目，但是，這種新的精神卻對經濟生活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推動這一轉變的人，并不是那些魯莽、粗俗，對一切都毫不在乎的投機商；也不是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那些大冒險家；更不是金融界的大家。相反，是一些在貧窮潦倒的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即對生活充滿想象，又善于計劃生活的人。最為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人都有極強的自我控制力，他們不但精明強干，而且很講信用，總是把事業(yè)放在第一位，并且嚴格地遵守資產階級觀點和原則。”

“他們能夠取得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具備一種從傳統(tǒng)中解脫出來的本領，也就是所謂的自由啟蒙精神。”

四、新教倫理的核心要義在于突破舊教倫理對賺錢行為的一概否定與束縛

且看該書以下論述原文：“如果把賺錢當作是每一個都必須追求的目的，或者看作是一項職業(yè)，那么，這種觀念就會與那時的倫理道德背道而馳。這一點是不需要用事例來證明的。‘你們很難使上帝滿意’（Deo placere vixpofest）已經與教會法規(guī)合而為一，并得到認可，直接用于評判商人的法則了。圣·托馬斯就曾說過，追求財富的這種欲望是卑鄙無恥的（這種說法，還被用來指責那些不可避免的在倫理道德中完全獲利的活動）。在當時他的觀點被奉為真理。而且，這一教義就像福音書中記載利益那一章節(jié)一樣，同樣被視為真理。因此，與大多數(shù)人那種更加強烈地反對賺錢的觀點相比較，這一教義反而妥協(xié)與天主教義持有的論調。但是，在意大利這樣的城市，教會與這些財政勢力已經建立起非常密切政治關系了。然而，不論這一教義是否真正調節(jié)了實際情況，人們的倫理道德仍舊沒有被徹底征服過（例如，佛羅倫薩的安東尼就是如此）。為獲利而獲利歸根結底都是一種無恥的行為，這種行為之所以被容忍，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現(xiàn)世生活存在一些不可改變的需求。”

再看：“尤其是《舊約》，雖然在世俗道德方面沒有任何表示，即使有也是一些零散的暗示或跡象，但是這里面卻包含了一種在這種傳統(tǒng)主義意義上的宗教觀念。人人都應該安守于自己的生活。讓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去無畏地追求物質利益吧，所有直接與世俗活動有關的話的核心意義就在于此。”

正是基于上述倫理，“中世紀的倫理觀念不僅容忍乞討的存在，而且事實上在托缽僧團中還以乞討為榮。甚至世俗的乞丐，由于他們給有錢人提供了行善施舍的機會，有時也被當作一筆財產來對待。甚至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的英國國教的社會倫理也與這種態(tài)度非常接近。直到清教的禁欲主義參與嚴格的“英國濟貧法”（English Poor Relief Legislation ）的確立，才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狀況。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事實上新教教派的嚴謹?shù)那褰虉F體在他們內部從不知乞討為何物。“

?“當時那些道德家，尤其是唯名論派的道德家，把發(fā)達的資本主義事業(yè)視為是不可避免的東西。他們還想試圖證明這些形式，尤其是商業(yè)形式的合理性。雖然，他們的內心存在疑惑，但是，他們還是能清楚地認識到，商人之所以勤奮是因為獲得高額利潤的關系，因此，這在他們眼中也是合法的，與道德平行的。但是，統(tǒng)治教義卻把資本主義這種獲利的精神視為是卑鄙無恥的，至少是不被倫理道德認可的。例如，本杰明·富蘭克林在當時所認為的那種倫理道德就無法讓人們接受。最重要的一點是，資本主義集團自身的態(tài)度就是這樣的。”

“只要他們始終依附于教會傳統(tǒng)，他們的終身事業(yè)不過只是道德上毫無建樹的東西，他們的事業(yè)雖然得到了認可，但是，與教會的高利貸的教義仍然存在矛盾。就這一點而言，對于拯救還是存在某種威脅的。幾乎所有的資料都顯示，富人們在臨終之際都會將巨額財產捐給教會，以此來彌補自己心靈上的愧疚。有的時候，他們甚至還將以往奪取的高額利息退還給債務人。所有這些情況，包括人們的教義傾向，以及其它傾向都遭到了否定，只有那些已經擺脫了傳統(tǒng)束縛的商業(yè)貴族除外。但是，即使是懷疑主義者，或者對教會不屑的人也不得不這么做，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他們遭遇各種不幸。因為（根據以上人們所持有的觀點）對于教會戒律的終生順從，就可以保證他們起死回生。我們在這里已經表達的很清楚了，他們認為自己的行為要么與道德無關，要么就是不道德的。”

“而這時，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出現(xiàn)了。資產階級商人漸漸意識到自己已經充分地享受到上帝的恩寵，而且實實在在地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們認為，只要他們的外表得體，道德行為沒有什么污點，而且在使用財產方面沒有遭到非議，那么他們便可以隨心所欲地服從自己金錢利益的支配，并且認為這樣做是一種責任。另外，宗教禁欲主義的力量為這些資產階級商人提供了有節(jié)制、態(tài)度認真、工作異常勤勉的大量勞動者，這些勞動者會用對待上帝賜予的畢生目標一樣對待自己的工作。”

這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一反傳統(tǒng)，堅信“一個人在道德活動領域的最高形式，是對自身履行社會義務的活動進行評價的行為。”

所謂新教倫理正是這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的宗教升華：“這是一個新的觀點。人們的日常生活自從出現(xiàn)了這個新觀點之后，就有了宗教意義。人們因為這個因素又提出了另一個概念，即‘職業(yè)思想’，并引導出了一切新教的核心教義：人們應該用得自上帝的生存意義，來履行自身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而不應該用禁欲和苦修來凌駕世俗的道德。由于處在不同的地位，每個人因此必須得承擔起這種地位給他帶來的責任。”

所以，在該書作者看來，“強調禁欲在固定職業(yè)中的重要作用，為近代的專業(yè)化分工提供了道德上的依據；而且以神的旨意來作為追逐利潤的動機也使商人們?yōu)樽约旱男袨檎业搅苏數(shù)睦碛伞！倍皢栴}的關鍵所在是，對于那種明顯地將獲利視為一種職業(yè)，而每一個人又都覺得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來說，這種職業(yè)的思想觀念有什么背景呢？因為正是這種觀念為新的企業(yè)家提供了正確的道德基礎和理由。”

五、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思想解放與政策松綁很大程度類似該書為“創(chuàng)業(yè)致富”提供倫理基礎與法理支持之要義

我國改革開放以前，主流經濟思想及其倫理也在很大程度上“以貧窮為榮”，甚而也存在“以乞討為榮”，至少是“不以貧窮為恥”。“文革”期間“四人幫”一伙“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荒謬的提法，正是上述主流經濟思想及其倫理的體現(xiàn)。

所以，1987年4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有針對性地指出：“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fā)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yōu)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

從此，“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成為改革開放的標志性重要口號，甚而被評選為我黨歷史上八十句重要口號之一。

至于個人創(chuàng)業(yè)致富，這在改革開放以前是被禁止乃至消滅的。這從張春橋退場前所寫《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那篇文章可見一斑：“全民所有制工業(yè)占全部工業(yè)固定資產的百分之九十七，工業(yè)人數(shù)的百分之六十三，工業(yè)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體所有制工業(yè)占固定資產的百分之三；人數(shù)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二，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還有人數(shù)占百分之零點八的個體手工工業(yè)。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所有制方面，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所以，到1978年，城鎮(zhèn)個體工商業(yè)者僅剩15萬人，且大多被迫轉入“地下”，以不合法的身份存在。

我們在改革開放前，甚至初期，是不允許個人經商的，過去很多物資都是統(tǒng)購統(tǒng)銷，更不用說長途販運。過去誰要搞了長途販運戴很高的帽子，叫做投機倒把。允許做長途販運是1978年，那時，可謂我國“首席經濟學家”的薛暮橋在國務院務虛會上提出應當為長途販運平反，利用市場活躍流通。那以后，中國逐步放寬對商業(yè)活動的限制，社會對商業(yè)活動的認可顯著提升，催生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yè)。

1978 年3 月，國務院批轉關于全國工商局長會議的報告中指出,為了方便群眾生活并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yè)問題,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城鎮(zhèn)恢復和發(fā)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這是允許個體經濟適當發(fā)展的早期政策信號。

此后，在農村逐步推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又陸續(xù)出臺了一些允許個體經濟適當發(fā)展的政策。

1981 年7 月，國務院《關于城鎮(zhèn)非農業(yè)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guī)定》,還明確個體經營戶在必要時經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可以請一至兩個幫手;技術性較強或者有特別技藝的，可以帶兩三個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根據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九章中有關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家轉化的“從量變到質變”的數(shù)量界限為8人。因此，可否允許雇工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yè)存在，成為當時爭論的焦點，成為政策調整的關節(jié)點。

面對這種新情況，黨和國家當時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如，1983年，中共中央在《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中就明確提出：對超過規(guī)定“雇請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發(fā)展。”直到1985年初，中央文件還指出：“目前雇請工人超過規(guī)定人數(shù)的企業(y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及時辦理登記發(fā)證工作，加強管理。”在“三不政策”的默許下,私營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1985年10月23日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yè)家代表團時說：“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qū)、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1986年3月28日在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時說：“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qū)，先進地區(qū)幫助落后地區(qū)是一個義務。”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聽取匯報和進行視察的過程中說：“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qū)發(fā)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qū)，這是加速發(fā)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自那以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始終是黨和國家一以貫之的重要政策。

1987年10月召開的十三大指出：“私營經濟是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分。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必然同占優(yōu)勢的公有制經濟相聯(lián)系，并受公有制經濟的巨大影響。實踐證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fā)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yè)，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

1988年4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憲法第11條增加了如下內容：“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個體私營經濟迅速發(fā)展。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重申“補充論”，再次肯定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地位，廓清了對個體私營經濟的思想混亂，為民營經濟的發(fā)展掃清了障礙，同時也掀起了民營經濟發(fā)展的新高潮。

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同時指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繼續(xù)鼓勵、引導，使其健康發(fā)展。”至此，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地位上升到“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

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進一步指出，根據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統(tǒng)一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fā)揮各自優(yōu)勢，相互促進，共同發(fā)展。

2005年2月28日，國務院發(fā)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若干意見》，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使兩者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進程中相互促進，共同發(fā)展，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基礎。”

十九大報告、二十大報告一再重申：“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fā)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激發(fā)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

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決定》更加強調：“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yōu)勢互補、共同發(fā)展。”

然而，當今我國民營企業(yè)家的賺錢行為進而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其實仍面臨類似的倫理否定與束縛。民營經濟的發(fā)展雖得到從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的高度認可與鼓勵，但在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看來，民營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是格格不入的，現(xiàn)在認可并鼓勵其發(fā)展是權宜之計，所以時不時就有民營經濟“剝削論”、“退場論”乃至“消滅論”在輿論場暗流涌動，有時在網絡空間輿論場還甚囂塵上。這對我國民營企業(yè)家的信心已然造成極大損害，已成為我國民營經濟進一步發(fā)展的封頂桎梏乃至公害。所以，如何借鑒該書論述，為民營企業(yè)家合理合法的賺錢行為辯護，進而為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正確的倫理基礎與理由，已是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論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