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卿/文

11月3日，法國文學最高榮譽龔古爾獎依慣例在巴黎市中心的德魯昂餐廳開獎。布麗吉特·吉羅（BrigitteGiraud）憑借《速生》（VivreVite）成為自1902年該獎成立以來的第十三位女性獲獎?wù)摺?/p>

她于1960年在阿爾及利亞出生，常居里昂，《速生》是她的第十本長篇，這本哀悼之書回顧了20多年前她的伴侶克洛德的意外死亡。“我們獎賞一位已擁有相當可觀的文學生涯的女作家”，龔古爾主席迪迪耶·德庫安（DidierDecoin）說，“也獎賞一本書，它看似簡單，卻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命運。”“或許文字可以幫助我們謀反命運”，吉羅在隨后的采訪中說，“私密之事只有在與集體共鳴時才有意義。我希望評審們看到了比簡單的私密生活、比單純的命運更宏大的面向。”

風波不斷的開獎

近兩三年來，法國文學獎制度經(jīng)歷了罕見的失信危機。

2019年年末，文壇大丑聞“瑪茲涅夫事件”爆發(fā)。一位女性出書披露與作家瑪茲涅夫（GabrielMatzneff）的一段情，當時她年僅14歲。瑪茲涅夫的戀童癖早就不是秘密，卻得到了文學界的長期默許和縱容。這個事件的大風吹露了法國文學獎內(nèi)部的腐根：《紐約時報》爆料，勒諾多獎（與龔古爾獎、費米娜獎、法蘭西學院獎等同為法國最富盛名的六項文學大獎之一，與龔古爾獎同一天在同一地點頒發(fā)）的評委會中不乏瑪茲涅夫的親友，他們在2013年執(zhí)意把隨筆獎頒給他。

與英美的普利策獎或布克獎一年換一次評審不同，法國的評委會采用終生制，整個巴黎文學界的權(quán)力長期掌握在一群老白男的精英小團體手中（幾個大獎的評委全加在一起也只有一位黑人，勒諾多獎的10名評審里只有1名女性，龔爾獎的10名評委中也只有3名女性），他們投票時的選擇常常和文學品味毫無關(guān)系。不避嫌利益關(guān)系提攜親友、力挺供職的出版社的作家或接受其他出版社的賄賂，都不是罕事。

2004年，當文學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貝納爾·皮沃（BernardPivot）進入龔古爾學院時，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十名評委中，只有兩三個人真正讀過入選的作品。2014年他變成主席后，增加了不少規(guī)定，提高評選的透明度：取消匿名投票、評委不能供職于任何一家出版社、評委必須定期交流讀書筆記等等。不過，緊接著瑪茲涅夫事件，皮沃和另一位評審、女作家維吉妮·德邦特（VirginieDespentes）突然雙雙辭職。這或許只是時間上的巧合，但兩位龔古爾學院內(nèi)最知名人物的離去，無疑給風雨飄搖的文學獎又一重擊。

德庫安接任主席的隔年（2021年），又一丑聞：初選的15人名單中有一部名不見經(jīng)傳的處女作，作者赫然是評委之一卡米耶·勞朗（CamilleLaurens）的哲學家男友。于是，今年，杜絕一切裙帶關(guān)系：秋季最熱門的小說、前任評委德邦特所著《親愛的混蛋》（CherConnard）甚至連初選長名單都沒進。德邦特一輩子也不能拿龔古爾！德庫安補充道。他隨即遭到了德邦特支持者的撻伐。爭議沒有自此停止：10月，為了紀念2020年貝魯特的大爆炸案，龔古爾學院首度來到黎巴嫩首都公布最后的四人短名單，不料，黎巴嫩文化部長公開指責某些龔古爾評審支持錫安主義。最終，大半評委出于個人或安全因素沒有出席。隨后，短名單之中的《情同姐妹》（Lespresquesoeurs）一書，書中的原型人物跳出來質(zhì)疑作者在未經(jīng)允許的情況下偷了她們的故事。

而在德魯昂餐館的決選中，《速生》與另一部小說《克里姆林術(shù)士》（LeMageduKremlin）各獲得一半支持，經(jīng)過14輪投票仍僵持不下，德庫安只得動用主席可多加一票的權(quán)力，才讓《速生》勝出。對此，有評委公開表示自己的不滿。《克里姆林術(shù)士》原本被一致看好，但它在不久前剛拿下法蘭西學院大獎。一般來說，龔古爾和法蘭西學院不會頒給同一本小說（也有例外，比如2006年利特爾的《復仇女神》），因為兩所學院歷史上齟齬頗多，需要各自彰顯品味。當然，將各項大獎分配給不同的書，也更利于書店的圖書銷售。《速生》雖不是最大熱門，但自8月出版以來也備受青睞，除龔古爾外還入圍了勒諾多獎、費米娜獎和十二月獎的決選名單。況且，龔古爾獎一直以男性中心為人詬病，尤瑟納爾、薩羅特、薩岡等大作家都被忽視，新世紀后獲此殊榮的女性也僅有3位。在頒給蕾拉·斯利瑪尼（LeilaSlimani）的6年后，再頒給另一位女性，無疑是穩(wěn)妥的選擇。

“如果”的連禱

最后的四人短名單中，《克里姆林術(shù)士》以俄羅斯政客蘇爾科夫（Sourkov）為原型；《情同姐妹》揭露了維希政權(quán)時期因父母被送去集中營而淪為孤兒的猶太兒童的遭遇；海地作家奧塞勒（MakenzyOrcel）通過一位女性的自述展現(xiàn)當?shù)貧v史變遷。與其他三位相比，吉羅的寫作最為私密。

她的伴侶克洛德，與她一樣是法屬阿爾及利亞的白人公民，與她一樣在里昂郊區(qū)的大型廉租房里長大，是個唱片行經(jīng)理和樂評人、視音樂如生命的搖滾一代。1999年的6月，他在下班騎摩托車趕去接兒子的途中發(fā)生車禍，搶救無效身亡。那時，他們剛剛準備喬遷新居。2001年，吉羅已在《現(xiàn)在》（魥présent）一書中講述了自己喪夫的傷痛。20年后，在《速生》的開頭，我們又看見了一個典型的無法從創(chuàng)傷中走出的女人形象：她和兒子住進沒有克洛德的房子里，這個房子就是他缺場的象征。她翻新房子，更像是“在打穿、在洗劫、在和抗拒她的東西宣戰(zhàn)”，這是她對現(xiàn)實的“微小復仇”。多少年過去了，她慢慢和房子和解，但她怎么也忘不掉，她不斷地回首，回到發(fā)生事故的那一天，在懸崖邊徘徊。“沒有任何災難出現(xiàn)時，我們頭也不回地前進，我們確定地平線，筆直前進。當一件悲劇發(fā)生，我們掉頭，我們回去徘徊在那些地點，我們進行現(xiàn)場還原”。

創(chuàng)傷，便是這般強迫性的重復。在自我書寫興盛的當代文學中，此般抑郁的女性形象并不罕見，甚至有點泛濫。

（我們可以想到剛拿下美第奇獎的克里斯汀·安戈，她一生都走不出童年亂倫的陰影。她在寫作中不斷回到過去，不斷地重構(gòu)）不過，《速生》卻跳出了哀悼文學的傳統(tǒng)框架。

《速生》采用了當代文學十分流行的調(diào)查形式。這樣的調(diào)查中，私人回憶常常與歷史大事件緊密結(jié)合。比如，在另一部入圍今年龔古爾長名單的熱門小說《隱秘生活》（LaVieclandestine）中，作者對上世紀80年代法國極左恐怖組織“直接行動”（ActionDirecte）展開調(diào)查，這段調(diào)查又勾起了她對家庭往事（突然消失的父親）的追尋。《速生》借用了同樣的形式，但其特點在于形式和內(nèi)容間的一種落差：克洛德并非死于戰(zhàn)爭、恐襲或社會暴力，也不是死于謀殺。他只是死于一場“平凡”的交通事故。甚至不是和其他車輛相撞：不知什么原因，他摔在了人行道上。一種偶然。一種命運的捉弄。

吉羅要調(diào)查的，正是“命運”本身：“這么長時間以來，我想弄清的是我在各個地方聽到的‘命運’一詞，它究竟有沒有意義”。她不愿接受命運的無常。她要從這無常中抽出一條邏輯鏈。“我們想理解每個姿勢、每個決定的源頭。我們倒了上百次的帶。我們成了因果的專家。我們追捕，我們分析，我們解剖。我們想了解人性的一切，了解使發(fā)生的事情發(fā)生的私人和集體動力。社會學家、警察或作家，我們不再知道自己是誰，我們神志不清，我們想了解我們?nèi)绾纬蔀榻y(tǒng)計數(shù)據(jù)中的一個數(shù)字，成為偉大整體中的一個逗號。我們以為我們是獨一無二的，是不朽的。”

車禍的主因或許是摩托車：這款本田900CBR“炎刃”摩托車，因性能太過強大而被日本國內(nèi)禁止銷售，卻可以出口到國外。但這輛摩托不是克洛德的，是吉羅的弟弟寄放在他們家的。克洛德曾說這輛摩托太危險，他又為什么改變主意騎它出門？這些微小的事件相互作用又不斷延展：他們剛剛在郊區(qū)買了新房子，那個新房子又剛巧有個車庫。她剛巧和她媽媽說起了新房子，她媽媽又剛巧告訴了她的弟弟。她的弟弟又剛好要去度假，需要寄放摩托。克洛德本不用去接兒子的，他的兒子當天去了過生日的朋友家。她本有機會提醒克洛德，但她去了巴黎，在朋友家里，她沒有打那通電話……吉羅不斷收集這些“微原因的集束”，它們織起一道不斷收緊的網(wǎng)，把克洛德帶向不可避免的命運。

創(chuàng)傷一般被認為是一種無可言說、無可表征的經(jīng)驗，而在吉羅處則相反。她不停地說，止不住地說，展示無窮多的細節(jié)，在每個細小的縫隙里發(fā)問：如果這件事不會發(fā)生，那最后的車禍是不是可以避免？于是，《速生》由一系列“如果的連禱”構(gòu)成：如果我沒有買房子、如果我沒有提前拿到新房的鑰匙、如果我沒有答應弟弟借放摩托的請求、如果我在朋友家打斷了與朋友的談話去給他打了個電話、如果克洛德沒有忘記拿出取款機里的300法郎、如果、如果、如果……整本書的敘事動力都來自于一個個“條件式過去時”的發(fā)問。

平行世界理論在漫威等流行文化中已屢見不鮮，近幾年也滲透進嚴肅文學領(lǐng)域（如果不追溯到博爾赫斯或羅伯·格里耶）：法國文學評論家皮埃爾·巴雅爾（PierreBayard）今年的新書就叫《如果披頭士沒出生？》（EtsilesBeatlesn'étaientpasnés?）；保羅·奧斯特最新的小說《4321》里一口氣提供了一個人物傳記的四種不同版本。在《速生》這樣的非虛構(gòu)文本中，如果的“可操演性”打開了無限虛構(gòu)的維度。

吉羅提供的假設(shè)有時候時空錯亂（如果我當時有手機？），有時候又微小到幾乎可笑的地步：如果路口的綠燈沒有變成紅燈、如果下起了雨、如果克洛德從唱片行離開前換了一首更短的歌聽……甚至，她翻遍了當時的報紙，找到了一條她之前根本沒注意到的新聞：幾天前，斯蒂芬·金差點在一場車禍里喪生。如果斯蒂芬·金真的死了，或許克洛德會更加警惕，就不會騎那輛摩托了？她為此怨恨斯蒂芬·金，因為他活下來了，沒有為她做任何貢獻。

吉羅致力于精細的偵探調(diào)查，或是對偵探調(diào)查的精細戲仿。她的態(tài)度是嚴肅的，文筆是克制的，但這嚴肅和克制建立在一種戲謔之上，而這戲謔背后是深深的傷口。這種窮盡一切可能的欲望、這種在無序的現(xiàn)實中尋求理性的欲望，自然是瘋狂的，正是這瘋狂令人動容。她越追求理性，就越襯出現(xiàn)實的荒謬：“我徒勞地在這些怪誕的組合中尋找一個符號，我撞上了讓我失望的荒謬。不，沒什么好理解的，沒什么好看的，就像擰一條干毛巾”。根本就沒有如果。

微小與宏大的兩極

“微小”似乎是吉羅創(chuàng)作的關(guān)鍵詞之一。她的小說通常沒有龐大的多聲部結(jié)構(gòu)和宏觀敘事，只以一個個日常細節(jié)填充起渺小、細膩、脆弱的單一聲音。從1997年的處女作《父母的房間》（LaChambredesparents）開始，吉羅就將青春期的成長、破碎的家庭關(guān)系和人際關(guān)系作為最大的母題。《父母的房間》的主角是個弒親的男孩；獲得2007年龔古爾短篇小說獎的《愛情太被高估了》（L’amouresttrèssurestimé），是11名女性的失戀故事；2009年的《奇異的一年》（Uneannéeétrangère）中，主角是個逃離家庭桎梏前去德國生活的小女孩……

微小也體現(xiàn)在吉羅的語言風格中。不少法國的當代女作家都試圖脫離風格化的、情感泛濫的（與人們對女性作家的偏見相符的）寫作方式，剛獲得諾貝爾獎的埃爾諾（AnnieErnaux）是如此，安戈是如此，吉羅亦是如此。表達傷痛時，她們往往選用一種節(jié)制的、客觀的乃至極簡的方式。吉羅在《現(xiàn)在》中說：“學會簡單地寫，非常簡單地寫。不用寫得漂亮，不用高瞻遠矚，不帶粉飾地寫，不帶野心地寫。沒有文學，沒有金句。找到一種語氣，能夠說：對，就是這樣，達到這樣的明晰。”但與埃爾諾的冷峻相比，吉羅又多了些溫柔和感性。從小學習舞蹈和體操的她，也曾和音樂家與舞蹈家合作完成作品，她的語言里總有靈動的韻律。

當然，微小不代表吉羅漠視社會議題。正相反，與埃爾諾一樣，她寫作的政治意圖十分強烈。她的許多作品都與特定的歷史語境勾連：《奇異的一年》中，她講述了法西斯的崛起；2015年的《我們會是英雄》（Nousseronsdeshéros）則是薩拉查時代的葡萄牙；2017年的《一匹為人的狼》（Unlouppourl’homme）中，她以父親的經(jīng)歷為原型，講述了195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2019年的《勇氣的一天》（Unjourdecourage）中，一位自身面臨性別危機的中學生在課堂上介紹赫希菲爾德（MagnusHirschfeld），一位1920年代為同性戀除罪化奮斗的猶太醫(yī)生。

《速生》沒有前幾部那么顯見的政治維度，但吉羅還是力圖發(fā)掘看似隨機的個人選擇背后的社會心理動機：“隱藏的動機，被或多或少扭曲的、幻想中的動機，精神分析的、也不乏社會學或政治學的動機”。她和克洛德在搬離父母的廉租房后，住到市中心19世紀紡織工人留下的小公寓里。但她并不滿足，她還是夢想一座獨立的大房子。她是矛盾的：由于童年的流離失所，她止不住自己不斷遷移、不斷攀升社會階層、直到真正擁有屬于自己的房產(chǎn)的欲望；但身為搖滾一代的她，又被一種“酷”勁驅(qū)使，對今后的中產(chǎn)生活滿是疑惑。她之所以在巴黎的朋友家里不打電話回家，是因為出于女權(quán)的顧慮，她不想給朋友留下“離不開家人的已婚婦女”的印象，也希望克洛德可以獨立處理家中事務(wù)。克洛德與加繆一樣繼承了阿爾及利亞的自由散漫，他忍受不了等公交的束縛，只愛騎摩托。那輛本田摩托或許給了他一種回歸青春的幻念。最后，他在比利時阿斯里德皇后（她也因車禍而死）的府邸前翻車，摔倒在以一個銀行家命名的人行道上：“摔倒在皇后腳下，進入銀行家的掌心。”“比利時、日本和阿爾及利亞在里昂城區(qū)的柏油路上悲劇地相遇了。”這輛外銷到法國的日本摩托，不正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罪證嗎？這位貧民窟出來的孩子，最終死在了高檔社區(qū)里。

《速生》的書名出自婁·里德（LouReed）的歌詞：“活得快些，死得年輕”。更早的來源或許是早逝的影星詹姆斯·迪恩（JamesDean）：“年輕地活，快速地死，做個漂亮尸體”。吉羅在書中細致地重建了一整個飛速而過的時代，在微小的個人生活中帶出了1990年代里昂城市變遷的剪影，腦中的一幅幅舊照片。《速生》激起法國讀者的集體懷舊，還有對更廣闊的生與死的共鳴。吉羅住了20多年的房子就要被拆了。鳥叫聲將被推土機的轟鳴聲取代。是時候?qū)^去做個小結(jié)了。“一整個瘋狂的旅程，你的跌倒引發(fā)了所有方式的跌倒。所有方式的爬起。所有方式的重聚。有過那么多跡象、那么多巧合、那么多秘密的約會。不可告人的生活。我感覺你融化在我身體里。我同時成為男人和女人。”城市還在變化。生活仍在繼續(xù)。“背過身，有件事曾發(fā)生過。”

（作者為巴黎索邦大學文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