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風凜凜的龍，原來最早是神仙們的“豪車”

鳳凰網(wǎng)文化讀書2024-05-07 13:53

從古時開始，龍就是皇家的象征，到了現(xiàn)代，龍成為中華民族的圖騰，代表著一種“同根同族”的文化認同。然而，龍的意義其實經(jīng)過了漫長的變遷，在最開始的神話故事中，龍只是神仙的坐騎，是一種身份的象征，類似于豪車一樣的存在。

關于龍，學者施愛東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說法：“中國龍”的概念是被發(fā)明出來的，是中國遇到西方文化后，反過來自我審視與思考而產(chǎn)生的結(jié)果。所以龍的意義的變遷，也從側(cè)面反映著中華文明的發(fā)展歷史。

本文摘編自《中國龍的發(fā)明》，經(jīng)出版社授權推送。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篇幅所限內(nèi)容有所刪減。

中國龍：從階級特權到民族象征

中華民族都是“龍的傳人”，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中央電視臺自有“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以來，幾乎每一個龍年，主持人都會毫無懸念地說出“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這樣的閃光金句，巨龍也會毫無懸念地翻騰在晚會舞臺上，歌手也會毫無懸念地高歌《龍的傳人》：“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nèi)际驱埖膫魅恕！?/p>

可是我們要知道，龍雖然是古老的，但是“古老東方”這個概念恰恰是現(xiàn)代的，甚至“民族國家”“圖騰”之類，都不是源自中國本土的概念，而是西方視角的文化概念。將龍視作民族國家的象征符號，在龍前冠以“中國”二字，也是很晚近的事。龍，從來就不與普羅大眾一個階級。

自有龍史以來，雖然龍觀念一直變動不居，但龍紋始終是廟堂身份的標志。皇帝稱真龍?zhí)熳樱弁跏兰曳Q龍族，能使用龍紋是尊貴身份的象征。元代更是從制度上確立了龍與帝王世系的排他關系。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 年），刑部議定，除了官辦緞匹外，民間不許織造有日、月、龍、鳳圖案的布匹，“如有違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大元圣政國朝典章》）。明清兩代相沿成習，嚴厲禁止下官百姓僭用龍紋。17世紀的俄國使臣尼古拉也說：“皇族以外，任何人都不敢使用黃色和五爪飛龍，如發(fā)現(xiàn)有誰使用，即處以極刑。”（《中國漫記》）

中國龍——作為民族國家象征的龍，或者泛指所有中國人的龍，對于 20 世紀之前的中國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這種亂倫悖禮的僭越概念不可能從中國文化的土壤中自然生長出來。用龍來作為整個國家的象征符號，只有在需要區(qū)分國別的語境當中，才能體現(xiàn)其實際功能，也就是說，中國龍這個概念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當中，才有可能被生產(chǎn)出來。

由帝王龍向中國龍的轉(zhuǎn)換，其實是龍的階級屬性向國族屬性的轉(zhuǎn)換。聞一多說：“數(shù)千年來我們自稱為‘華夏’，歷代帝王都說是龍的化身，而以龍為其符應，他們的旗章，宮室，輿服，器用，一切都刻畫著龍文。總之，龍是我們立國的象征。直到民國成立，隨著帝制的消亡，這觀念才被放棄。然而說放棄，實地里并未放棄。正如政體是民主代替了君主，從前作為帝王象征的龍，現(xiàn)在變?yōu)槊總€中國人的象征了。”（《伏羲考》）

這段話只用了寥寥一百余字，就完成了龍在“民族象征——帝王象征——國家象征——每個中國人的象征”四者之間的角色轉(zhuǎn)換，令人不得不感嘆其詩性語言的巨大魅力。可是，聞一多并未闡述這些轉(zhuǎn)換的具體因由。現(xiàn)在需要我們解決的問題是，中國龍是在何時、由何人、如何生產(chǎn)出來的，龍又是如何從帝王專屬過渡到全民共享的。

用“中國龍”飾品，在西方一度成為潮流

早在 16 世紀之前，就有一些歐洲傳教士和冒險家來到中國，他們雖然沒有見到真龍，但總有機會見到龍紋。因為這是一種純粹想象的紋章，他們很難在歐洲文化中找到一種對應物，所以取其形似，一般寫作“蛇”。

而且他們從一開始接觸龍紋就被清楚地告知，這是“皇帝的紋章”（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這些被視作“蛇形”的龍紋圖樣，至遲在 16 世紀就已經(jīng)傳入歐洲，而且常常被人們當作珍貴的禮品奉獻給教堂以作裝飾之用。

最早將中國人的龍觀念介紹給歐洲的，是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 年）。這些介紹集中體現(xiàn)于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 年）整理出版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1615 年）。

明清，千秋亭藻井，故宮博物院

利瑪竇在手稿中一般將龍寫作Dragoni，有時寫作 Dragone。1616 年，金尼閣的侄子小金尼閣將此書譯成法文時，一律將龍譯作 Dragon，這大概是中國“龍”與西方“Dragon”的第一次完整對譯。

利瑪竇之后，接踵而來的歐洲傳教士全都自覺地將龍譯作Dragon。作為旁觀者，他們對于中國人的龍崇拜有著比中國士大夫清醒得多的認識，中國人常常為了龍的真假問題與他們展開辯論。中國人普遍認為龍是天上實有之神物，歐洲人則普遍持否定態(tài)度。

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 年）在《中國圖說》中甚至毫不客氣地指出：“皇帝的服裝以龍鳳和許多貴重的珍珠寶石作為裝飾品，這種著裝的方式旨在引起他的臣民的敬畏感。”這話說得直白點，可以直接譯成“龍鳳是中國皇帝用來嚇唬老百姓的裝飾圖案”。

明末清初的西人著述，總是會辟出大量篇幅介紹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與民間迷信，但這些介紹中很少涉及龍的迷信，偶爾涉及，也多與風水信仰相關。也許是出于語言交流的障礙，他們對龍文化的介紹往往著重于龍紋，而不是龍傳說。

在涉及龍性質(zhì)的問題上，幾乎異口同聲地指向中國皇帝，用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 es，1609—1677 年）的話來說：“中國皇帝的標記是龍，有五個爪，所以他的衣服及家具，無論用繪畫還是刺繡，都必須用龍作裝飾。所以，當你說龍眼，龍的眼睛，或龍衣，龍的衣裳，中國人都明白你說的是皇帝的眼睛和皇帝的服裝，由此類推。”（《中國新史》）龍作為“中國皇權的象征”這一觀點，幾乎是明末清初所有來華傳教士筆下的共識。

雖然這些傳教士都是偶像崇拜的反對者，有時也對這條龍小加揶揄，但他們都客觀地報道了龍在中國的地位以及龍紋的使用狀況，并未刻意將龍丑化為海怪或妖魔，相反，這些傳教士筆下的龍紋總是與皇家氣派相伴出現(xiàn)。這樣的介紹讓那些本來就醉心于東方神秘文化的浪漫貴族心馳神往，中國皇帝御用的龍鳳紋章大受青睞。

17世紀，“巴黎、都爾及里昂的制造商，欲迎合國人的嗜好，仿制中國的以龍為圖案的絲織衣料，有些仿制品是極其精致的”（利奇溫《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18 世紀的歐洲貴族階層，更是掀起了一股“龍旋風”，一些高端貴族甚至模仿中國園林風格建造“龍居”“龍泉”一類的私家園林，過足了中國皇帝癮。

歐洲本土龍多是海怪之類的惡魔，而來自中國的龍卻是皇帝的紋章，兩種略微形似的動物共用了一個名字叫 Dragon。為了區(qū)別此龍與彼龍，歐洲人往往在 Dragon 前面加上一個限定詞China 或者 Chinese，這大概是“中國龍”的最早源頭。

討論龍文化，最直接的思路是，首先辨析龍是什么，其次討論龍源于何時、基于何物。大多數(shù)龍文化論著，也確實是從這個角度入手來進入寫作的。可是，無論有多少種關于龍的定義，也無論有多少種龍起源論，都只能是盲人摸象，這根本就是一些永遠不可能有正確答案的偽問題。要追溯龍的起源及其本義，和抓住一條龍一樣困難。

春秋時期盥洗用具銅匜，把手是一條可憐的龍。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無論龍這個概念是由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而創(chuàng)立的，幾乎在這個概念被第二個人使用的同時，龍的意義就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不僅當時發(fā)生了變化，而且一直在變化，直到今天依然在變化著。

龍的概念，很久以來都是模糊的

上古之龍最初也許是一個專用名詞，但是，早在先秦就已經(jīng)被當作代詞和形容詞廣泛使用了。許多龍學家在討論龍的起源時，往往忽略其代詞和形容詞特征，一律把它當成名詞來討論，因此，許多被形容或指代的對象也就被視作了龍本身。

比如《周禮》稱“馬八尺以上為龍”，意思是八尺以上的馬被視作像龍一樣神駿。可是，許多論者卻據(jù)此認為：龍就是八尺以上的馬，馬就是龍的原型。這種邏輯有點可笑。有人將山東日照比作“東方夏威夷”，如果據(jù)此認為日照就是夏威夷的原型，那就有點濫原型論了。就算八尺以上的馬真能成龍，那也不能說馬是龍的原型，因為白馬是馬，但馬不是白馬。

龍的概念從其誕生以來，就一直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正因為誰也不知道如何定義龍，所以，任何條狀動物，都可能被視作龍。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xiàn)象：中國文化史上一切獸頭條形的工藝或生活用品，只要原物上沒有明確標示名稱，全都可能被釋作龍。

張光直先生就曾揶揄道：“龍的形象如此易變而多樣，金石學家對這個名稱的使用也就帶有很大的彈性：凡與真實動物對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獸（如饕餮、肥遺和夔等）名稱來稱呼的動物，便是龍了。”（《美術、神話與祭祀》）

早在甲骨文、金文時代，龍字的用法就已經(jīng)非常多樣。我們從上古有關龍的敘述和圖像中似乎只能看出兩點比較穩(wěn)定的意思：一是很有威力的神性動物；二是蜿蜒條狀動物。正因如此，大自然中的條狀物，大凡蛇、蟒、魚、鯢、蟲、蜥蜴、鱷，甚至虎、豬，以及非生物的星座、閃電、彩虹、山脈等，全都被不同學者分別解釋成了龍的原型。

我們從《山海經(jīng)》可以看到，古人喜歡借用“龍形”來說明其他怪物的形狀：“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南山經(jīng)》），“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南次二經(jīng)》），“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南次三經(jīng)》），“其神狀皆人身龍首”（《東山經(jīng)》）。這些怪物都不是龍，只是身體的某些部位有點像龍。

對于那些難以理喻的事物，我們往往需要借助共同知識，也即公眾熟知的事物來進行類比，加以說明，于是，人們所共知的古怪龍頭及其蜿蜒的鱗甲身軀，往往被借用來形容其他怪物。這些怪物若是被畫在沒有文字說明的器物上，一律會被現(xiàn)代龍學家們釋作龍，并據(jù)此證明龍的崇高地位。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甘肅西坪出土的“鯢魚紋”彩陶瓶，幾乎被所有的龍學家釋為早期的龍紋彩陶。

甘肅出土的“尾交首上”人面蛇身像彩陶瓶

可是，《海外西經(jīng)》上清清楚楚地寫明在窮山之際、女子國北，有一個“軒轅之國”，該國國民最顯著的特征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然而據(jù)筆者所見，僅馬昌儀將此圖正確地釋為“軒轅國人”（《古本山海經(jīng)圖說》）。

許多人在談論中國的文化特征時，會預設一種叫作“中國文化”的文化形態(tài)均質(zhì)分布在中華大地上。事實上，不僅不同地域、不同歷史階段的人群對于龍的理解不一樣，甚至每一個人所想象和理解的龍都與別人不一樣，同一個人在不同場合所論及的龍也不是同一性質(zhì)的龍。

所以說，上古之龍，并不是特定動物的專有名詞，而是所有不知名的條狀神秘動物的集合名詞。既然是一個集合名詞，我們要具體討論其功能特征也就非常困難。盡管許多龍學家對于龍的起源做過精細考釋，可是由于上古龍形象本身的多義性和不確定性，幾乎所有的考釋都只能是盲人摸象。

龍最初是神仙的交通工具

出土的漢代及先秦文物中頻繁出現(xiàn)各種龍紋，可是我們不得不指出，這些龍紋幾乎全是裝飾意義的。一個明顯的現(xiàn)象是，盡管龍紋反復出現(xiàn)于各種祭祀用的金石器皿中，但總是作為輔助形象而出現(xiàn)。龍紋一般處在畫面下部或邊側(cè)位，或是作為一種程式性裝飾圖案，少有居于主位的。也就是說，“它們都不會是被祭祀的對象，祭祀對象應該是更高的神”。

河南新鄭出土的春秋蟠龍方壺。雖然壺身和壺底各有兩條龍，但一眼就能看出龍只在其中起裝飾作用，而非崇拜對象。現(xiàn)藏臺北歷史博物館

這一點也可從《左傳》中得到證明，比如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斗于洧淵，國人請為禜祭，當即遭到子產(chǎn)拒絕，其理由是：“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春秋左傳正義》）檢索《史記》，幾乎找不到有祭龍的記載。龍之所以為神物，是因為龍與神同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博士為秦始皇占夢時提道：“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可見大魚和蛟龍都只是水神的征候，而非神本身。

龍在上古祭祀儀式中主要是作為溝通天地的媒介、人神交通的使者或助手而出現(xiàn)的。韓非子說：“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這大概也是龍最基本的巫術功能。傳說中的部落首領，都是能夠自由往返于天地之間的大巫師，溝通天、地、人是他們最重要的職能之一，因此，占有溝通天地的各種工具，“包括對古代儀式的用品、美術品、禮器等的獨占，是獲得和占取政治權力的重要基礎，是財富與資源獨占的重要條件”（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這就像當今政府規(guī)定什么級別的官員能夠使用什么品牌的轎車一樣，對特定品牌轎車的占用，是一種政治權力的象征。

龍就是古代王侯的紅旗轎車，所以太史公一針見血地指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史記·平準書》）說白了，龍就是天上的馬。既然龍與馬同類，當然可以交配接種：“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內(nèi)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為龍種，必多駿異。”（《魏書·吐谷渾傳》）

上古帝王和神巫多以龍為駕。孔子告訴宰我：黃帝“乘龍扆云”；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大戴禮記·五帝德》）。屈原《九歌》11首，提及駕龍者多達6首。《史記·趙世家》也記載趙孝成王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可知龍是神人遨游天地最普通的交通工具。

《山海經(jīng)》提及的龍很少有獨立神格，常常只是作為神的坐騎而出現(xiàn)：“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海外南經(jīng)》）“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海外西經(jīng)》）“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大荒西經(jīng)》）上古神巫不僅乘龍，而且動輒乘兩龍，這大概有點像現(xiàn)在的某些老板，喜歡四輪驅(qū)動越野車，馬力足，跑得快。

最離譜的是，《海外東經(jīng)》說：“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這位勾芒，明明自己鳥身，有翅，卻還要“乘兩龍”，這不擺明是波音飛機壓迫寶馬汽車嗎？

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自漢以降，乘龍的仙人多得難以勝數(shù)，據(jù)葛洪《抱樸子內(nèi)篇》介紹：“凡乘蹺道有三法：一曰龍蹺，二曰虎蹺，三曰鹿盧蹺。”三種交通工具中，龍蹺位列第一，“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為太清”。乘龍的條件并不高，只要服用黃帝九鼎神丹，就能“與天地相畢，乘云駕龍，上下太清”。

《漢武帝內(nèi)傳》描寫西王母帶著豪華車隊來會漢武帝時：“群仙數(shù)萬……唯見王母乘紫云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cè)近鸞輿。”因為駕龍的神仙比較多，王母娘娘為了凸顯其座駕的超級豪華，還得挑選一些長相漂亮的“九色斑龍”。葛洪《抱樸子內(nèi)篇》說到老子的導師元君的座駕，配置更是奢華：“驂駕九龍十二白虎。”九和十二都是至尊數(shù)字，這大概是神仙座駕中的頂級配置了。

據(jù)太史公記載：“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宮從上者七十余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史記·封禪書》）乘龍即升天，升天即遠離人世，黃帝升天了，眾人只能抱其弓而哭。后來人們就用龍髯、龍馭賓天、龍馭上賓等乘龍升天的意象比喻王侯之死。負載死者的靈魂升天是龍的另一項重要職能。如清太宗駕崩時，清世祖制曰：“本年某月日，龍馭上賓，中外臣民，罔弗哀悼。”（《清史稿·禮志》）許多人以為龍馭賓天之龍即帝王本尊，其實不是，龍只是帝王坐騎，借用指代死者。

對權威的崇尚和學習，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jié)，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資治通鑒·肅宗孝章皇帝》）帝王神仙好騎龍，引得民間風行騎龍升天。在出土的漢墓畫像石、畫像磚以及帛畫中，常常出現(xiàn)墓主人乘龍或者由龍引導升天的場景。

宋人繪《九歌》圖卷局部，神人端坐于龍輿，侍者牽龍索于側(cè)。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唐宋道教經(jīng)書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這一現(xiàn)象的理論依據(jù)，也即杜光庭《太上黃箓齋儀》所說：“可以驛傳信命，通達玄靈者，其惟龍乎！”龍是背負亡魂飛升的天地使者。道教超度儀式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是引魂升天：“次第引魂上登流火之庭，運化無限火龍，此乃龍負長庚瓶，各載嬰兒上升。”（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長庚瓶即魂瓶，嬰兒即受煉新生的亡魂。明代《正統(tǒng)道藏》中，關于龍負載神仙和靈魂升天的文字比比皆是，僅“龍負長庚瓶”一詞，就出現(xiàn) 12 次。

就像火車是地面運輸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一樣，龍是溝通天地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為此天庭還成立了專司部門，設置了“金龍茭龍驛吏”“玉龍飛龍驛吏”等專司龍運工作的管理人員。超度法事要先迎請這些驛吏，才能及時將死者靈魂托付龍運，負引升天。